访谈人物

邵祖成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退休教师，1960年毕业于华南师范学院中文系，同年分配到华师附中当语文老师。1977年，邵祖成参加了高考的语文评卷工作。此后，从1979年到1995年退休，邵老师一直都“战斗”在高考的第一线上。

李统耀 广州市育才实验学校校长，数学高级教师。1965年从华南师范学院数学系毕业，被分配到华南师范实验学校（现广州市育才中学）任教。参加了1977年高考的监考和评卷工作。

虽然早已退休，但邵祖成和李统耀两位老师却没有闲下来轻松享受晚年时光。相反，他们不约而同地重返耕耘了几十年的教坛，一个做民办学校的顾问，一个做民办学校校长。

接受记者采访时，两位老园丁精神矍铄、谈笑风生，讲述往事时娓娓道来，让人仿佛看到三十年前恢复高考时师生们的如火热情：“要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”！  

“十年文革期间，学校几乎都散了，完全不成样子。初中念2年，高中念2年，课都不按课本上了。”邵祖成老师当时在华师附中教语文。他回忆，什么诗词歌赋、名家名篇都不准讲，只能上毛主席诗词、“老三篇”，学《人民日报》和《红旗》杂志的社论。虽然“毛主席诗词是真好、真有水平，一首《沁园春·长沙》能讲好几堂课，学生们听得热血沸腾”，但光学这些显然不行。可学什么、不学什么，老师和学生说了都不算——学校是由军管的。“不叫几年级几班，叫做几连几排；一下子学工、一下子学农、一下子学军。时间几乎都被荒废了。”

文革十年

学生心思根本不在读书上

李统耀至今还对一件事印象深刻。“1974年，我给一个班上数学课。进了教室发现整个乱糟糟的，没学生搭理老师，才不管你在讲什么。他们不愿意上课，觉得没意思、没用，我说那干什么呢？唱歌吧！”一说唱歌，学生们来了精神，《毕业歌》、《大刀进行曲》一首接着一首。李统耀生得一副好嗓子，也跟学生一起唱。过了一会，会唱的歌都唱完了，学生也唱累了，李老师说：“歌唱够了，那我就开始讲课了。”下面的学生才乖乖听课。

“这也是无奈之举，当老师的总要想办法调动学生吧！”李统耀回忆，文革后期刮起了一阵“读书无用论”，学生的心思根本就没放在读书上头。老师则被打成“臭老九”，谁都可以踩上一脚，颜面斯文荡然无存。许多教师无奈改行，这也导致1977年高考恢复后较长一段时间师资极度匮乏。

艰难备考

找到一张纸都如获至宝

1977年，党中央宣布恢复高考，渴望改变自己命运的人们看到了希望之光，而中学老师们则看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。“附中的老师群情振奋，大家写联名信寄给广东省委，请求将王屏山校长从教育局调回附中主持工作。这个请求得到了批准。”邵祖成回忆。

但从前积累下来的教学材料都被扔光烧光，课本、教案、试卷通通没有。邵老师说，文革前的附中有十几万册图书，藏书量连一些大专院校都比不上。但文革开始后，有的书籍被当成废纸卖了、有的被查抄、有的被个人占为私有。十几万册书就这样流散，不知所终。

一穷二白的情况下，老师们决定自力更生。有的在家翻箱倒柜地找，有的向亲朋好友打听，能弄到一张纸都如获至宝。更多的老师自己动手编写教材，一边上课一边写，写好了就让学校打字室的工人刻钢板，用油墨印出来。那时候华师附中只有两个刻字的工人，老师们要印教材都要排队轮候。因此有很多老师卷起袖子自己刻钢板。邵祖成的工作热情感染了学校的一个老会计，他主动帮忙：“邵老师，你写好了就给我印。我白天工作，晚上就可以印了。”

所幸的是，华师附中的老师们在十年浩劫中基本得以保存。邵祖成说，即使在形势最严峻的时候，老师们都没有放松对自身的要求、坚持学习。拿语文课来说，从前的课本不让教了，就自己研读古文、研究毛主席诗词。“复课闹革命以后，教学水平没有滑坡”。

良师难求

考生跋涉百里到名校听课

但另一方面，学生的水平却很不理想，“跟文革前的老高中生完全不能比”。学生基础差、底子薄，老师们只能加班加点地给他们补课。那时华附的老师中午、晚上、周末都是在给学生补课。

而对于渴望上大学的考生来讲，良师更是难求。一旦听说有名师在哪个学校、哪个教室上复习课，考生们情愿长途跋涉、从几十里甚至几百里以外赶来听。邵祖成说，当时的情景让他至今难以忘记：教室里几十个座位座无虚席。椅子不够，学生从别的班上搬，有人还自带了小马扎。窗台上坐满了人，前后门挤的都是人。可老师一开声讲课，底下几乎鸦雀无声。华师附中的领导也深受感动，每次都特地多印一些资料发给这些学生。
 
住校学生更是全天泡在书本里：不到12点不愿睡觉；晚上熄灯以后，还有同学就在走廊里、厕所里微弱的灯光下看书。